郭柯：如何超越悲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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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

如何超越悲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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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有一天，影院们口立起一个类似安检门一样的机器，观众经过此门，业已记录在大脑皮层上的、关于即将观看的影片的信息将被擦除：他进入一种局部的无知状态。他落座，眼前的人物与画面都是第一次看到，他从零开始了解一个故事……直到离开影院，他之前的记忆才会恢复，就像把寄存的瓶装水取回手中。

会有这一天的——以今天的人对逼真“体验”之无止境的追求，这种神奇的技术早晚会出现。它会是郭柯想要的吗？观众走进《二十二》的放映现场时大脑里所带的那些东西，那些来自媒体的描绘、也来自个人印象和成见的东西，是他的大敌。纪录片，尤其是一部像《二十二》这样的纪录片，是最抵触这些“前知识”的：慰安妇是一个近乎“国人至此，脱帽致哀”的题材，而老龄，又是顶顶无趣的人生阶段。

顶着这样的身份，老太太在片中的每一句叙说，都像是为自己尚有一看的价值而辩解。冷酷的投资人是这个时代的上帝：观众凭什么来观看老年慰安妇？他们能得到什么回报？他们的结论是，这部片子必须拍得痛彻心扉！必须让人飙泪！——悲悼的眼泪是最大的价值。你郭柯既然要拍，就得考虑卖。

好在郭柯有自己的坚持。

先看到人，她们的皱纹，她们佝偻的身子，嗫嚅的嘴巴，她们作为老年人的行为特征——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，等等，然后，随着影片的推进，才慢慢了解到老人们难以启齿的过去，在她们的背影里多看出一层涵义，在听到她们“不提了，不提了”的口头语时，心中升起共情。

这才是我们认知世界和他人的正常顺序，也是郭柯所希望的，而不是倒过来，像在药铺抓药一样，先问明白性能、疗效、服用禁忌，再买回去自己吃。尽管他必须向媒体妥协，没有媒体，没有那些排片、做海报、勾星评分的人，《二十二》想流入舆论的信息池都困难，但他又没有妥协：片子结束于雪地中的葬礼——连一个预示着希望、新生、未来的画面，一种抚慰人心的刻意，都没有。

但最终，影片还是产生了一种抚慰的力量，它似乎在说，你看，就连有过如此可怕经历的女人，如今也终于活到平静的晚年了……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返璞归真”，不是从轰轰烈烈走向平静，而是从莫大的羞耻中上路，坚持走到最后。她们用寂静的、私人的力量来抵抗观众“前知识”中储存的那些大是非、大荣辱，为此，郭柯弃绝了一切“卖”的手段，如煽情的音乐、历史影像等等：老人把自己交给了他们的镜头，他得对得起她们所牺牲的隐私。

得为郭柯庆幸，为他在票房上的意外斩获。坚持的东西有了回报，对那些尚存一丝朴素理想的电影人，则是一种安慰。就连人们扭曲已久的“为了嘲讽看电影”的习惯，似乎都被纠正了，而眼泪则出人意料地让位于间或发生的会心一笑。二十二位慰安妇，在拍竣时还剩八名，但郭柯的片子帮助人们超越了过于基本的、预期之中的悲悼。数字不重要，你我也都会死，可是你已如阿尔贝·加缪曾说的那样，从他人身上“看到了正确的东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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